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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1986年进行全省10强县调研，提出乡镇集体企业正在走上一条“复制旧体制”的路子，企业缺少自主权、经营管理僵化、经济效益下降，走上了公有制企业老路。正是基于这一状况，1992至1998年，浙江乡镇企业普遍改制为经营者持主要股份的企业。1998至2011年浙江省出口年均增长25.9%，GDP年均增长11.9%，事实证明乡镇企业改制的没有比正确。
不得不然——摧枯拉朽般地冲破极“左”束缚。
民间企业在一个崇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里迅猛崛起，很多理论家不得其解，其实是再简单不过了。马克思的理论是主张没有产阶级的解放，“没有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最大的束缚，是来自物质与精神的贫乏，人们的最大解放首先就是消除物质贫乏的束缚，维持生命的简单再生产乃至起码的扩大再生产。所以当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时，极“左”的价值规范终于在不改革就不能生存的行为价值冲击下，迅即解构。
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是贫困，得到的是财产权的直接占有。或许前者没有人非议，后者却令一些人惴惴不安。然而后者正是前者的逻辑必然，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象劳动力与劳动者是不可分割一样，然而当下却有一些城市只要劳动力，不要劳动者，于是出现了中国式城市化的没有穷烦恼。
并非农民不想办集体企业，实在是因为集体企业是办不好的。1990年末，我与温州平阳县城南的经编厂老板长聊，他们目睹集体企业的垮台。2015年在杭州偶遇一位的姐，给我讲了员工把糖果装在大杯子里，夹在冬季的大衣内，偷带出厂的故事，她跟我说，这样的企业能不垮吗？至于如金后村这样，是拿了自已身家性命创办企业，多半人的钱是借来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没有可能办集体企业。
浙江现能见到的乡镇企业最早文件是关于温州平阳的。1964年5月，浙江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提出了平阳县城西公社发展社办企业的经验。1964年5月27日，刘少奇对这个报告写了近200字的批语，指出“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不知何因，事隔近两年后的1966年3月15日，浙江省委办公厅才向全省印发了刘少奇批语。可见温州农民也是愿意积极创办集体企业的，只是集体企业屡屡失败的经历，使得他们不得不敬而远之。
并非浙江未曾打压过民间自主创业。1982年，温州乐清柳市镇以胡金林为首的8位个体工商户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人称“八大王”。次年，一00个高规格工作组从杭州来到乐清，县委班子除一人外，全被清理。1991年，湖州市有个体织机4000台，集体只有500多台，有关部门下文件控制家庭织机规模，不赞成这一做法的区乡领导，或被调离，或被免职，家族织机也大幅减少，当地人称之为“杀机”。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些发展中的小逆流，很快被历史大潮冲得粉碎。“八大王”于1984年平反，湖州家庭织机经此一役，发展更快。生产力发展大潮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需指出的是，民间经济起于贫穷，耽于富贵，不得不然的缘起也为日后持续发展留下隐患。
自然而然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南北农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所有制模式。温州、台州一带以创办个体和私营工商业为主，环杭州湾一带以创办集体工业为主。而在这背后，是人均耕地的决定性因素。
我在1998年，把省内的34个县级行政区划，按人均耕地分成3个组进行比较研究。目的是观察在不同人均耕地下，人均GDP、集体和个体私营工业比重，以及人均GDP增速的不同表现，由此得到了人均耕地决定企业模式的结论。
结论之一，较高的人均耕地以创办集体企业为主。这一组的人均耕地0.558亩，1996年人均GDP为12003元，集体工业比重51.4%，1980至1996年的发展速度最低。这是因为较高的人均耕地导致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形成了较高的集体积累；同时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导致这一带群众的个人创业积极性较弱；我一位好友补充认为，较高的人均耕地水平也使得农民没有暇旁顾。在当时单一公有制的环境下，相对较高的农业剩余，决定了自然而然地选择集体企业的行为特点。然而也正因增长速度最低，也形成了日后改制的较强激励。
结论之二，较低的人均耕地以创办个体私营企业为主。这一组的人均耕地0.279亩，只有上一组的1/2；集体工业比重15.1%，不到上一组的1/3；1996年人均GDP为8951元，是上一组的3/4；发展速度比上一组高2.9个百分点。较低的人均耕地导致集体经济缺少起码的剩余产品，加之集体企业屡屡垮台记忆导致人们心灰意冷，从而缺少创办集体企业的可能。同时较低的人均耕地水平又导致群众有较高的自主创业冲动，自然而然地选择以创办个体私营企业为主。而增长速度高于上一组，也形成了对于全省制度变迁的示范效应。
自然而然——最简化财产关系。
当农民利用自己少量剩余产品创办企业时，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产权关系简单明了的直接经营体制。当然，这被称之为私有化，长期是个贬义词，但有必要如此贬损吗？大自然删繁就简，经济社会体制以简为美。至少就当时浙江农民的创业而言，完全不需要再在创业主体与可怜巴巴的少量生产资料之间，再设立一个所谓“集体”的中间环节。
自然而然——最小化交易成本。
任何冗余的产权关系，均将以交易成本的形式体现。资产直接支配，盈亏全属自己，“如没有必要，勿增实体”，从而达到交易成本最小化目的。而交易成本的最小，也等于增长或发展约束的最小，构成了产出最大化的基本前提。
自然而然——最大化激励因素。
人们总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具有更大的积极性和活力，即直接掌握更多信息，直接操控整个过程，直接决定成果分配。当浙江农民处于起步阶段时，创业规模均较小，客观上具有这种“直接”的可能，从而根本不需要集体或国有的委托——代理关系。个体私营的生产经营体制即是这种“直接”激励的基本实现形式，从而形成了较高的投入——产出水平，形成经济发展的最大激励。
自然而然——最优化农民与政府的合作博弈。
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广大群众而言，创业创新是最优行为选择；对于政府而言，支持民间创业创新是最优行为选择，这些对于经历了经济濒临崩溃的人们来说，均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民间在早期顺着政府偏好，假装发展“集体”经济；政府顺着上面要求，假装没有看见民间企业的私有性质。这就形成了所有参与人最优选择的行为组合，形成了合作博弈的帕累托改进。所有这一些都是遵循了必须得让人们有活路的不言自明的社会伦理，所有这一切都均充满着自然而然的理性力量。
当民间具有自由选择权利时，他们一定会选择最有效率的体制模式。瑞安金后村解放30年来，进过13次工作队，大家都被“资本主义”、“地下工厂”的罪名吓怕了。村支书金文育激昂地说，“如果合伙办厂是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头就是我，责任由我来负”。
制度的自然选择确有其内在弊病，这就需要公共政策加以矫正。但这种矫正，并不是以先入为主的制度安排去替代民间选择。至于当历史证明这种先入为主的制度模式遭遇重重失败后，更应及时改弦更张。即使是公共政策的矫正，也应看到其固有局限，更多地还是应利用经济主体间的多次重复博弈的行为优化，促进制度模式转型提升。
不以为然
起于贫穷的制度突破，如缺少根本性的转变，将在日子稍好后遭遇阻滞。因为原本就是“不得不然”，带着若干没有可奈何的勉强；日子稍好后，没有论庙堂还是江湖，发展激情都将松懈。
1988年4月，中国改革有一个重大进展。这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82宪法”修正案，在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此，民间经济再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开始有了合法地位。
随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这是小平南方谈话后的一个重大改革成果，或可说是与宪法修正案的唱和。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又将私营经济由“补充”改为“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又一个重大突破。不过近20年过去了，没有论是庙堂还是江湖，与实际状况而言，民间经济地位仍欠一拍。
对此，或可认为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以为然。“不以为然”，辞典上的解释：“不认为是对的，或不认为是这样的，多用来表示不同意或轻视”。当年提出宪法修正案和基本经济制度时，非公有制经济份额均较小，确实并非主体。而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主要地位，至少已占竞争性领域事实上的主要地位，如仍对其缺乏应有重视，那么就是低估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事实上的主体地位及其作用。
这就在多个方面出现了一些困惑。我们发现，改革热潮高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理直气壮一些，如浙江的长期发展。改革热潮低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就灰溜溜一些，如山西省前些年对于浙商投资煤矿的粗暴处理。政策场的起伏波动，影响了民间经济情绪，导致对民间经济，需要进行周期性的正名提振，也在事实上影响着经济周期。
2011以来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月累计同比增速（%）
浙江产业层次长期较。从手头数据看，纺织业于2000年从全国工业的老大地位降至老二，2015年降至第12位，而浙江纺织业直至2015年才从首位降至第2位，典型反映了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缓慢。浙江产业层次之低，可以说与浙江民间经济之发达并驾齐驱。
这其中就是民间经济遭遇的转型之痛。对于刚刚从农业社会走出来的浙江民营企业家，知识是他们的最大短板，勇气是他们的最大强项。他们虽然较难问鼎高新产业，但却仍可以有大量的商业创新。然而，就温州民间资本转型突围遭遇看，经商被清理，打油被收购，挖煤被兼并，炒楼被指责，升级缺少路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移之路则很不畅通。温州GDP年均增速，1978至2004年为16.6%，列浙江首位；2004至2016年为8.9%，列浙江末位，责任应该并不全在温州这边，有着制度变迁上的深刻因素。
这些状况也不利于民间投资增长。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长，2011年8月达到历史最高的35.0%以后，至2016年7月，长达59个月持续回落。此后虽然开始回升，但2017年3月又开始回落。2017年11月，民间投资月度累计同比增长5.7%，比全国平均低1.5个百分点。这虽有经济周期影响，也不能说不具有民间经济政策主张对民间投资增长的不利影响。
不可否认民间经济的固有劣根性。诸如不规范、脏乱差、假冒伪劣、行贿受贿、血汗工厂等。但如果能予以更公正对待，相信能在持续的制度演进中加快转型提升。我们的心智模式塑造着客观主体。这就象30多年前一把火烧掉了温州劣质皮鞋后，带来了温州皮鞋业的快速进步；多部门联手整治柳市低压电器，促进了柳市低压电器的整体做大做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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