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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南之春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自由了。同时,由于毛泽东主席的威望越来越高,下面的同事和民主爱国人士,也不可能如以前对主席讲话那么“随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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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变化,毛泽东主席是如何待人接物,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的呢?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象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的往来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

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常常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警卫工作人员到了吃饭时,主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在催呢。”卫士说。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主席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卫士尹荆山解释道。

毛泽东主席呷了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没等几天,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

主席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卫士小尹也抱怨说:“真有点小家子气。跟主席记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道:“话不能这么讲,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卫士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泽东主席对朋友讲的是信义。对于亲属故旧呢,则是“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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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不久,1950年春,毛泽东主席即对毛岸英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慧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过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好一会像伙自言自语地说“我很怀念他呀。”

建国之后,主席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绝不给任何亲友以“金饭碗”。起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

毛泽东主席的回信则坚持了原则,又令人感动。

他给杨七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少年时的同窗好友也是表兄的毛森品的信中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作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了。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从未中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当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个话,让她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

主席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一定要公私分明。

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后从不为任何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别关照,但是老家湖南来了长辈或故旧烈属,他的待人行止却常常令人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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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湖南农村主席家乡一位老太太来京了,来向毛泽东反映乡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见老太太年岁较大了,自已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象家人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

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不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身边警卫人员见此情境,都大为惊讶,而主席却什么事都没有似的。

毛泽东主席平时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但是私下交往时,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同这些民主人士的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

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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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

有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来见毛泽东。

一次,他随毛泽东主席沿中南海内湖边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走着走着,他忽然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在拇指,仰望毛泽东主席脸色说:“毛主席呵,你真伟大哪,真伟大!”

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了可不好么。”这位老先生一时面露愧色。

可是在议政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偏又固执已见,在大众之庭与毛泽东顶牛了。毛泽东主席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但老先生也不认错。毛泽东在主义之争上是决不相让,历来是非他不可。毛泽东后来也没再说老先生什么,只是不再听他的“主义”罢了。

因为“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主席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没有来往。只有陈毅元帅是个例外,有私人诗词的交往。与之相反,主席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情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却不多。

主席与章士钊平日书信往来不少。有一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卫士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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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卫士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

到章士钊老先生家后,卫士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

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

卫士人员又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

章士钊老先生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不一会又问:“主席身体怎么样?”

卫士答道:“很好。”

卫士有些纳闷,回来向毛泽东主席回报了一遍。毛泽东笑了笑,什么也没再问。

毛泽东主席和民主人士的交往,常常是春风化雨,润物没有声。有些时候,这种默契,也只有他们交住的双方才能感知。

毛泽东主席离开我们已经快近半个世纪了,但是,在笔者我阅读在主席身边曾经工作过的人员所写的大量回忆录时,分明感觉到:主席还在我们身边,那点点滴滴曾经发生过的事,让我们感知到了一位更亲切的开国领袖。(完)

——2020年8月10日于墨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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