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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趋势加速，农村更甚：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同步，由于青壮劳动力不断流入城镇，导致农村老龄化程度更甚，适龄劳动力占比更低。2019年农村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为3.13亿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6.8%。这一比重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城镇79.5%的水平。相应的，农村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超过1亿人，占比超过18%，远高于全国平均12.6%的水平。
农业人口仍然过剩：在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速的同时，农业人口绝对数量仍然严重过剩，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仍偏高。从农业就业人口所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来看，中国从2000年的50%下降到2019年的26%，但也仅排名在100位左右，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0%大体相当，明显低于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1%）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
集约化是中国农业的解决方案：为解决农业人口过剩+老龄化的困局，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采取高就业、低成本的技术路线，以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技术相结合，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举，探索生产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集约化农业发展道路。
正文
1.不断加速的老龄化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相应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见顶回落。2019年中国总人口突破14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相比2000年水平（7.0%）提高了5.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15至65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则在2013年达到10.06亿的历史高点，之后逐年回落，且近年来降幅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19年已经降至9.88亿人，相比2013年减少了1800万人。而适龄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在2010年就已见顶（74.5%），2019年所占比重已经降至70.5%，9年中降低了4个百分点。
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同步，由于青壮劳动力不断流入城镇，导致农村老龄化程度更甚，适龄劳动力占比更低。按2019年统计数据，城镇常住人口为8.48亿人，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相比2010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数量为6.21亿人，两者之差为2.27亿人，这与统计局数据中流动人口的数据基本相符。而这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基本上都是属于15-64年龄段的适龄劳动力。
按全国平均水平， 2019年15-64岁年龄人口占比为70.5%，假定农村和城镇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大体相同，那么农村户籍人口中，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约为5.49亿人，再减去流动人口数量，则2019年农村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为3.13亿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6.8%。这一比重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城镇79.5%的水平。相应的，农村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超过1亿人，占比超过18%，远高于全国平均12.6%的水平。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年龄55岁及以上的超过1亿人，占比33.6%。因青壮劳动人员从农村进入城市数量远远高于回流数量，这意味着至少未来10年内这一比重还将继续上升。《中国山区耕地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也表明，因农村老龄化造成的土地撂荒现象愈演愈烈，且不仅限于山区。1990年中国有自然村377.3万个，2017年为244.9万个，27年间减少了132.4万个，占35%。撂荒率最高的江西和重庆分别达到34.03%、32.49%，其次是广西、四川、浙江、湖南、甘肃, 撂荒率在20-30%之间。
2.农业人口仍然过剩
在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速的同时，农业人口绝对数量仍然严重过剩，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仍偏高。2019年，中国就业人口总计7.75亿人，环比下降115万人，为历史上首次下降，2018年就业人口数很可能就是历史最高点。而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历史高点则要追溯到2002年的3.66亿人，但经历了连续17年下降之后，2019年的绝对数量仍接近2亿人。中国是除印度以外，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从农业就业人口所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来看，中国从2000年的50%下降到2019年的26%，但也仅排名在100位左右，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0%大体相当，明显低于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1%）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
我们认为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只是老龄化农业的表面原因，深层次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仍然严重偏低。按2018年水平，中国人均农业增加值约为4900美元，不仅远低于资源禀赋较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就是相比同在东亚地区人均资源稀缺的日韩两国，或者同为新兴经济体的俄罗斯和巴西也差距甚大。如果中国农业生产率能够达到日韩目前水平的一半，也就意味着在维持现有生产规模和产出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只需要1亿左右的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就不攻自破。为做到这一点，需要农业产业升级和持续城镇化进程的配合，而先进国家的成功路径可以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3. 解决方案：规模化还是集约化？
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只能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人多+地少+钱少。根据《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测算，每年为解决“半城市化”农民工的市民化需求，投入水平是10万元/人。因为历史欠账太多，实际每年约1000-1500万人已经是新吸纳农民工市民化数量的极限。另一方面，我国现有农村常住人口5.5亿，以每年转移1500万人的城市化速度，考虑到农村人口增长高于全国平均的情况，在20年以后也仍可能有2亿农村人口，至少提供1亿农村劳动力。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主要有两个发展模式：地多人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实行规模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以大面积耕地、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入在尽量少劳动力上获得高效益；地少人多国家如以色列、荷兰、丹麦、日本，则实行集约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两者最大的反差在耕地和劳动投入上，规模化农业更易实现更高的人均利润，集约化农业则更有利于吸纳就业人口。
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中更重视前者，即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多安置人口。这就意味着农业科技发展不应只关注产量或利润的提高，更要把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置于一个核心的位置。如果学习采用美国模式最多只能提供150-200万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廉价的季节性农场工人也不到600万就业机会，容纳0.2亿人。而采用以色列或日本模式，以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和“就地工业化”的合作化生产，中国农村18亿亩耕地可以提供0.2亿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就地工业化的合作社可容纳1.2亿人；
综上所述，为解决农业人口过剩+老龄化的困局，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采取高就业、低成本的技术路线，以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技术相结合，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举，探索生产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集约化农业发展道路。从产业的角度，只有产业化集约化才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可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从经营主体的角度，只有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适度规模化的农场（合作社）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产水平。
集约化农业的特性，决定了相关政策的着力点应向农民及其合作组织而不是企业倾斜。其政策导向至少应包括：
提高劳动者技术和文化水平。高素质劳动者是集约化农业的基础，应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大力兴建免费食宿的农村寄宿制中小学，保证所有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同时结合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加强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适用技术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合作社和农协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提出的农技和职业培训计划政府应予以补贴和支持。较大规模的合作社和农协由国家招聘列编技术人员常驻建立农技服务站提供技术服务，政府根据合作社（或农协）的绩效考核支付工资。
优化农业补贴制度。加大农业补贴力度，通过技术支持、政府补贴、优惠政策、法律规范促进合作社、农协的组建和健康运行，大力促进集约化农业。逐步推行农业保险补贴、粮食储备计划、生产控制、贸易保护和信贷支持等政策，建立和完善建农业信息发布平台、价格保护机制，扩大农产品的储备能力。
加强技术支持和引导。通过技术支持、政府补贴、优惠政策促进农科院所、合作社、农协和农场在科研、生产中注重将现代农业新技术与我国传统耕作、管理技术结合起来，例如采用复种、套种、精耕细作、田间管理和作物固氮技术，以及利用生物链防治病虫害的农业综合防治技术等。在吸收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把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技术决策，靠劳动密集投入的集约经营，走资源节约尤其是土地和水资源节约为主，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专用性为目标的综合型技术进步道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转化率和生产力。
*布瑞克致力于农业大数据研究已十年有余，自主开发的农业大数据终端，涵盖粮食、糖棉、果蔬、油脂油料等百十类产业数据。肺炎导致国内农产品滞销，布瑞克通过农业产业知识积累及大数据，开发全国滞销农产品大数据实时查询及产销对接平台，已登录人民日报客户端三农频道，点击阅读原文，亦可查看。后台回复：我要周报，获取布瑞克产业监测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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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理解的农业大数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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