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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1月27-28日,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与全球化”三智论坛2018三智年会在京举行。1月27日下午,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教授发表了题为《王道思想与全球治理改革》的主题演讲。就逆全球化潮流与自由国际秩序危机、反思美国霸权的两面性、当前全球失序问题的思想根源、王道思想与全球秩序再建构、全球治理改革与中国担当等问题做了精彩解读。今天与您分享朱云汉教授对前两个问题的认识与解读。
王道思想与全球治理改革
谈王道思想和权力治理改革,我希望把老祖宗的智慧跟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热点议题对接,这是今天选这个题目的一个初衷。王道思想源远流长,是我们政治思想理念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思想源流。王道最广义的一种理解就是能够贯通天地人,但我想它可能还有一个新的涵义就是能够汇通三智。
首先就从当前大家很关注的几个全球热点议题作为切入。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现在都在讨论一个热点议题,就是战后70年,由美国所架构的称之为自由国际的世界秩序,是不是已经濒临逐渐裂解甚至崩解的边缘?尤其是这两年英国逐步脱欧,德国、奥地利、法国等极右派的高度排外性的民粹主义风起云涌,冲击了他们社会长期以来的共识。再加上特朗普的当选,也就是说过去西方所建构的国际秩序,现在在西方主要社会的内部共识都已经全面动摇。而且在这些西方国家都会看到一个共同现象,它同时来自于左边和右边意识形态的两面夹击。在右边有各式各样的,甚至有时候带有一些法西斯色彩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或者是对不同的宗教文明高度不宽容的右翼的激进运动。来自于左翼的可以说非常激进,甚至采取暴力行动来震撼和挑战现存的国内跟国际形势,它通常是以反全球化这样一种运动面貌出现。
对于全球化,来自于左右两种势力的反复,在很多西方国家政治里面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冲击跟变化。不管是来自于右翼的激进的排外主义,或者是激进的左翼的反全球化运动冲垮。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社会底层带出来的愤怒,对现状的不满,对这个次序做一个解构,这样一种冲动还是方兴未艾。在这个过程里面,特朗普特别引起世人的关注。因为他的很多政策路线的确跟美国过去,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主流精英完全不同,他本来就是从一个政治素人突然之间跳入了政坛,而且还能够过关斩将直达白宫的宝座。他的很多言论跟做法都让美国政治精英非常担忧,因为他的口号很简单,就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用白话来说,就是一切要以美国安全跟经济利益至上,把所有美国拥有的某些筹码用到极致。美国面对其他国家、面对世界,要给得更少,拿得更多。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出台了很多对西方其他国家领袖很难接受的政策。特朗普上台以后,宣布退出联合国的气候变迁巴黎协定,也正式退出了科文教组织与全球移民协议,并威胁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拖欠联合国的会费已达8.96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在上台后的首份预算案中表示,对那些不能显著推进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国际组织,美国当局有意削减或者终止对其资助的想法。美国在很多国际事务里面都是出大份的,过去是老大,今天突然之间耍赖了,这个现象引起了世界的震撼。
甚至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全世界经济交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组织是WTO,这也是中国在2001年进入的一个重要的组织。WTO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两个国家之间产生重大的贸易争议,将根据WTO的贸易规则加以仲裁,而且仲裁的结果具有拘束力,所有的会员必须尊重仲裁的权威;但是特朗普政府说准备没有视任何它认为有意冒犯美国主权的WTO的裁决。
特朗普政府有很多政策跟世界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前一段时间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作为三教圣地,自古以来都是宗教冲突的引爆点。而美国决定要把驻以色列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这样做对当地的宗教和谐与政治稳定有任何好处。
如果说我们担心国际自由秩序逐渐裂解,裂解的源头可以说是在这里,因为维系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WTO。这也是为什么朱镕基他们愿意付出很高的入会门槛作为WTO的会员。可是我们可以看到,WTO现在已经基本陷入了瘫痪,它的两个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是进行多边谈判,在其他的一些关键领域里面进一步能够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障碍,然后把平等互惠的自由贸易推进到每一个不同的经济领域。但是这个功能现在已经完全一潭死水。
上个月在阿根廷首都举行的两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在WTO的历史上出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发生了,就是没有达成一项协议。大协议达成不了不意外,因为要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但是连比较没有争议的协议也没有。因为美国也好、巴西也好、印度也好,全部都在赌气,宁可交白卷,宁可一事没有成。但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因为这意味着很多国家对WTO越来越没有信心。
WTO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至少以前达成的协议大家要遵守,在落实过程里面出现争议,或者有些明显地违反协议基本规范的行为,至少WTO可以仲裁。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从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风暴以后,很多国家为了解决当下的失业问题、产业保护问题,都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很多措施是违反他们过去所签署的WTO协议的规定和精神。所以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这种状子今天全部堆在WTO完全处理不了。
所以WTO的这两个重要的功能今天全部都出现了危机,一个是协商,一个是仲裁。整体来讲,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充满了变数,对中国也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讲,都需要认真面对。
但是天塌不下来,因为中国本身可以承担相当大的担当,而且会变成另外一个中流砥柱。当西方学者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提法,因为现在西方国际关系学很喜欢用“陷阱论”,修昔底德陷阱,然后又来一个金德尔伯格陷阱。
金德尔伯格是美国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已经去世了,他曾经在麻省理工讲学,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就是他教过的学生。他自己没有创造这个名词,是哈佛大学很有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最近抛出了这个话题,因为他也看到了西方国家出现的右翼的、左翼的不同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特别是看到特朗普所做的那些争议性的决定。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应该非常关注的是对整个世界往什么方向发展,整个世界大局将如何。过去很多人担心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他说我们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
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但又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美国尽管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对全球化而言,就缺少了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
认为经济大恐慌在美国爆发,然后蔓延全球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纳粹兴起,二战爆发。这个历史悲剧出现在国际政治领导权青黄不接的时候,英国在二战之前作为最大的一个帝国,不管是海权帝国、贸易帝国,基本上能够独立支撑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和一个稳定的货币制度,当时是金本位。可是英国在一战之后元气大伤,它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事实上在一战到二战期间,世界贸易体系和经济体系已经处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了,本身也造成了经济大恐慌的一些触发条件。经济大恐慌之后,又通过金融危机又快速地蔓延到全球,恶化了原来已经裂解的世界经济体系,至少在西方国家和它的殖民地之间。
但是这个经济危机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冲击比较复杂,他们不是完全跟着西方走。但是当时以西方为主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确遭受到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很多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在短短三五年之内就高达40%。而且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工业化了,这些40%的失业率是没有宅基地的,没有老家可以回去的,这对社会是多大的一个冲击。另外从1929年到1933年的四年里,世界贸易的规模急速冷冻,也缩小了将近40%,这是多大的一个经济的收敛,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金德尔伯格做了这个归纳以后就认为说我们要从这里面吸取教训,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霸权稳定论。就是如果有一个唯一的霸权的话,它最有可能有条件也有意愿来提供这些维持稳定、和平和繁荣的世界经济的条件,他把这个称为国际公共产品。和平的秩序、跨境的产权保障、相互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航行的自由、通用的交易货币和稳定的汇率,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交易规则要进行标准化,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高度的、相互依赖的一个有序的国际分工。
除了这个还不够,因为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之下,本身不一定能够维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通常会有大的周期和波动。当波动、周期来临之时就需要进行危机管理,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经济处于急速下滑的态势来讲,霸权领导者的角色非常关键,它可以带头做逆周期的调整,也是一个危机管理。
比如说金融危机,所有资本市场里面出现流动性危机、信心危机,这时候这个霸权国家必须要没有条件地注入流动性资金支撑起来,扭转流动性危机。在市场急速冷冻、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它可能要用财政扩张或其他手段来刺激需求,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逆周期。因为如果这个带头国家不这样做的话,每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产业,都会把自己的门关起来。1929年到1933年就是这样,大家都比原来更凄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美国是战后才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个里面美国不是唯一的,当时有英国、法国参与了意见,中国当时也勉强列为五强之一也参与了意见,不过美国是主导者。在战后政治真空的状态下,的确有机会重新开始建构战后国际秩序,这里面包括联合国处理安全问题,也把很多盟邦围绕在它身边,建立各种共同防御同盟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并不是真正全覆盖的,因为它跟前苏联很快就进入了冷战。
还有货币体系。当时是美元跟着黄金,其他货币跟着美元,还有世界银行也是推动贸易自由化。根据没有歧视最惠国待遇原则,逐步深化各国经济交换关系。这套秩序的确也发挥了相当长时期的作用,至少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不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维持了很长时期的和平,也出现了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的经济重建。的确,人类整体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过去70年也打破了历史记录,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和东欧大陆的崛起。
这样的背景为什么让很多西方学者很担忧?美国当年带领大家一起来建构战后秩序,而且在苏联解体之后,又慢慢把过去的很多非西方世界,前苏联国家纳入到这个体制中来。可是这个体制走到今天美国居然说我不玩了,因为我很多国内的经济需求在这个游戏规则下反而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国内很多人反对,反对我们跟加拿大签自由协定,反对跟亚太国家签自由协定,甚至对WTO都有意见,对很多多边体制都有意见,都觉得给得太多、拿得太少。
那么这个体制到底会不会出现逐渐崩解的危机?我不认为它会崩解,但是需要修补。因为很显然,对这个体制,尤其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演变中累积了非常多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既出现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出现在非西方国家,或者说南方国家跟传统的工业发达国家之间。
这个矛盾之所以在过去三十多年会不断地加深、加剧,事实上跟现在我要讲的这段故事是有关的。
在1980年代之前,从1945年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除了美国在世界推行的这套开放贸易体系,以美元为本位的汇率,以及世界银行等这些中长期融资机构之外,事实上在西方主要国家,国内都有一套跟这套国际秩序相应的安排,也就是说有配套。
历史经验是:经济体系越开放,贸易越扩张,越自由化,实际上对国内很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劳工群体,对农民带来的冲击越大,这个风险是必然存在的,而且加上大的周期起伏,当时西方主要国家一直在寻求一个均衡。如果大家都关起门来自己搞,都没有办法追求比较好的增长,追求更有效率的一种国际分工。所以参与开放贸易体系对大家都有好处,是一个多赢的局面;但是又要顾虑到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能分享这个成果。当时的西方国家里面都有这些相应的配套,这个配套目前来讲就是要调和资本主义本身的破坏力,对一个社会对于自己的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社会保护,这两个之间的对立加以调和。
当时我们可以这样讲,所有国家都会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会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内部会做必要的某种程度的财富平均分配,有钱人、获利高的企业多交税,落后地区贫穷的、失业的,由国家来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这在当时所有国家中达成共识。如果没有这些共识,坦白说,这些国家内部的劳工、中产阶级和资本阶级之间没有办法达成高度的社会凝聚力,社会矛盾就会很容易爆发。很多国际规范都允许必要时可以短期例外,有很多应急措施都是允许的,都是合法的,可以有很多救济性措施。
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钱是我自己赚的,我爱投哪儿就投哪儿,我爱买房就买房,我爱收购就收购。可是在80年代中期之前,这不是普遍的一种规范。当时的规范是相反的,就是要严格管制跨国的资本流动,严格管制跨国的劳动流动,因为这两个现象对很多国家社会内部的干扰,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
什么时候打开这一局面?一直要到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之后。当时因为西方经济本身也缺乏生气,需要激活它,采取了向市场倾斜、向资本家倾斜的改革,就把这些制度慢慢取消掉了,甚至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渐削弱。所以这也就说明过去35年左右,虽然一方面全世界经济更紧密,国际分工走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细致。可是它在很多西方国家内部造成的贫富不均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几年这些问题累积到一个引爆点,全面爆发。(文章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本文根据朱云汉教授在2018年1月27日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与全球化”三智论坛2018三智年会上的部分演讲内容的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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